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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说认为，让与担保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申请执行时，让与担保的债务人可以提起第三人异议之诉，主要原因有二点：一是根据让与担保的性质，让与担保的债务人对标的物的所有权保留将来返还请求权，不仅仅是单纯的占有使用收益权，在债务人依照约定清偿完债务或有其他法定原因后，债务人应该重新获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如果不赋予其诉权，债务人的利益可能会受到侵害。
更早的研究，参见范亮：《谈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后的程序问题》, http://www.china- week.com/info/00612.htm,2014年6月23日访问。据2004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六十、六十三条，农村集体土地一般只能被用于农业/非建设目的。
参见1950年11月10日公布的《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条例》。[17] 需要指出，在目前可见的宪法修改讨论记录中，没有任何人曾经对城市土地国有提出过反对。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自马恩以降，土地国有就一直是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主张，在土改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也为中共所实践，其绝非文革之发明创造。第四，在操作层面，这一解释方案不具有可操作性，因为今天的人们根本无法准确界定1982年宪法通过那一刻城市的边界。[9]类似的，根据1982年2月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为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准备的宪法修改草案（讨论稿）说明，城市土地国有是我国实际情况的反映。
严格来说，1958年《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在当时并未被正式撤销，从理论上讲仍然继续有效。参见周其仁：《城市土地国有化之谜》,《经济观察报》2012年10月15日，第47版。而高度分权单一制下的区域治理模式，强调的是地方政府的主导性作用。
该方案的优势在于能够极大缓解宪法文本中央地关系条款质的缺陷，而劣势在于法律并不能突破宪法已有的规定，局限性明显。第二类，可能影响中央政府控制力的区域合作协议，主要包括前文谈到的经济盟约式的框架性协议和政治盟约式的政治性协议。它既要考虑了全国的统一性，也考虑了地方的特殊性。（二）中央参与的形式 中央参与区域法律治理的形式除了前文提到的作为缔结主体的参与、接受批准和备案的参与以及观摩式参与以外，还包括对协议缔结过程的参与，对区域协调的政策或理论的指导性参与，通过制定区域规划的参与以及区域合作制度平台的建设。
从这个角度看，对于专项性协议的中央批准不是必须的。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社会的冲击，国家与区域皆存在于全球竞争的第一线上，国家内部的区域层级成为支撑国家与带动地方竞争力的核心支柱。
直接修改我国现行宪法的有关条款，出台原则性的协定条款，授予地方政府区域合作中的自主权。其三，事先行政立法形式的中央批准。地方自主则关系到地方政府的主观能动性，保障应对跨域所衍生的公共事务与民众需求之问题。这类区域合作协议的缔结目的并不是为了具体明确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既有地方自主权，而有可能事实上增加协议成员的权力或免除协议成员的法律责任。
该标准在1976年的新罕布什尔州诉缅因州案中得到重申。三、地方自主权的法律边界——双重功能性中央权威标准的建构 为了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我国地方政府间缔结了区域合作协议。其中，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的边界协议，上报国务院备案。在此基础上，美国最高法院开始注意辨别实际上的或名义上的州际协定，并总结了州际协定的四大特征：州际联合组织或实体的建立。
地方政府自由行使区域合作中的自主权是法律的常态，而中央政府对区域合作行使批准权则是法律的例外。美国《宪法》第1条第10款第3项规定，任何一州，未经国会同意，……不得与它州或外国缔结协定或联盟。
1.中央授权的理由 环境保护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等跨域问题，需要得到地方政府间协力处理。这是边界协议需要获得中央批准的法律理由。
在我国的实践中，区域合作中地方自主权的不断扩张也是一种发展趋势。这与公共选择理论主张的最能响应公民需求的多中心或多核心的政治体系是一致的。中央对区域合作协议的直接参与表现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联合机构的创建。政治平衡 随着全球化与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特别是国际自由贸易的兴盛，以领土为界限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传统支应关系不复存在，地方政府不可避免地直接面临着全球性竞争，抱团取暖式区域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也成为地方政府必然的选择。地方性事务是与全国性的事务相对应的，地方性事务是指具有地方特色事务，一般来说，不需要由全国制定法律、行政法规来作出统一规定。其三，中央政策对区域合作协议的指导性参与。
这些联合机构，其功能大都只是制定规划，并不具有实际管理的职能，一旦规划制定完毕，余下的实施工作就由中央和地方分别进行。类似的现象在我国也存在，单一制国家的地方行政区是中央根据管理的需要划分建立的，地方享有的权力，不是本身固有的，是中央授予的。
该方案的优势在于协调性带来的地方政府的创新性和主观能动力，但缺乏中央的支持和参与可能导致区域保护主义。而在中央已经明确中央和地方的分配比例的前提下，有关地方税收和水资源费等的区域合作协议并不会增加地方权力，也不会免除其法律责任的。
3.中央授权的内容 基于领导权和实施权的二分法，对于涉及区域法律治理的权力大致可以分为[19]：一类是领导性权力，主要包括区域合作法律制度的设定权、宏观区域政策的决策权、区域政策的规划权、区域政策的指导权、事后的法律监督权以及区域法律治理的直接参与权等。根据已有研究，这些协议大都是涉及国计民生的全国性事务，如重大工程规划（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等），重大区域规划（长三角区域规划等），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区域性重大项目等建设项目（三峡工程等），国道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大中型及限额以上建设项目，行政区划事项，功能区划，特定国土利用，产业政策，特定产业，特定地名，流域防洪规划等。
第三，地方自主、中央监管阶段（2015年开始）。……有助于促进宪法解释学及法解释学在我国的发展，而劣势在于宪法相关条款过于抽象，政治宣示性有余而实际操作性不足，难以充分体现实施的价值。美国最高法院对宪法协定条款的观点最早可以从1893年的弗吉尼亚州诉田纳西州案中找到。第四类，完全地方自主的区域合作协议。
主要涉及的是河流的规划、开发和管理、防洪抗灾、分配水源和控制污染，比如可以成立河流域委员会，由包括中央政府在内的上述成员方流派代表组成该委员会。基于合作单一制理论，中央对区域合作的充分参与是地方自主权的法律支撑。
对于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地方自主权权限范围内的事务，都应当认定为地方性事务。事实上，区域合作协议机制已成为我国区域合作实践中运用最为广泛的一种区域法律治理机制。
该方案的优势在于以更低廉的成本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挑战。由此看来，区域边界协议约定的是区域划分的变更，这涉及到宪法规定的中央政府的至上权力，并最终可能会影响中央政府的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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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湖北省和重庆市这两个省级政府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是否拥有足够的自主权，能否自行通过缔结区域合作协议的形式来协商分配地方税收和水资源费等横向利益？此类区域合作协议到底是否需要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呢？ 事实上，我国区域法律治理的实践并不是市场的自发秩序，而是国家通过公权力强力推进的结果，具体表现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公权力相互间的关系。如第4条第3款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第112-122条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第31条规定了特别行政区的自治权。
在这一阶段，区域法律治理主要解决的是由都市化和城镇化带来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功能整合问题，即通过分税制授予地方一定的自主权来进一步提升地方政府的行为能力，实现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共赢。同时主张中央和地方共享权力，地方是中央的合作者，即中央把区域法律治理的实施权全部授予地方。
其表现形式可以多样化：其一，附条件的中央批准。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须经中央批准才能产生法律效力的区域合作协议，目前主要是指根据《行政区域边界争议处理条例》第16条的规定而需要上报国务院备案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及自治州、自治县之间的区域边界协议[27]。